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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

山東警方進京查記者官商勾結踐踏媒體權利

來源:廣州刑事律師   網址:http://zhongte60798.cn/   時間:2017/1/28 14:50:56

  千龍網記者阿良發表針對一家私營企業的批評報道,被企業所在地的山東萊陽警方追蹤調查,因害怕成為第二個“仇子明”,阿良隻能關機“潛伏”休假。

  “這8個月來,侵害記者正當合法權益的事件,可能是這30幾年裡最厲害的……說明官商進一步勾結起來了,有恃無恐,為所欲為”。複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導童兵說。

  上海市記協副主席、市新聞學會會長丁法章、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中國網絡傳播學會會長杜駿飛、華東政法大學刑訴法副教授楊可中、複旦大學新聞傳播法副教授、新聞學博士陳建雲等專家們深入分析了“阿良事件”産生的原因,并提出諸多有關新聞立法的呐喊。

  為什麼一部法律遲遲不出台?

  目前,阿良的律師富敏榮已緻函中國記協維權處,該《緊急呼籲》函呼籲,掌握公權力的當地有關部門,應該審慎合法行使公權力,不要動辄行使刑事“調查”的手段對付媒體和記者。依法維護新聞工作者的正當采訪和報道權,實質上就是保護公衆享有的知情權。

  一個非常重要的新聞戰線,可以無法可依嗎?

  在諸多侵害記者合法采訪權事件發生的背景之下,多位專家都關注到新聞立法。呼籲一些基本的保護新聞權利的法律的出台。

  為什麼一部法律,千呼萬喚,卻遲遲未能出台?上海市記協副主席、市新聞學會會長丁法章直指時弊——因為出台法律不僅涉及行業利益的保護,也涉及對某一部分權利的限制問題。

  丁法章感慨,自己從事新聞工作将近半個世紀,最近這種事件接二連三發生,還真是“史無前例”。新聞工作沒有法律的保障,靠紀律、政策,調控就比較靈活。實際也意味着,限制比較便利。

  顯然,沒有法律的話,新聞記者、媒體的權利就沒法保障,很難用一種規範來保護自己。現在認定記者是不是越位了,采訪權的行為是過度了,往往是主管部門來管的,沒有标準可言。

  “保護新聞權利的法律,是一個民主國家包括社會主義國家應有的,也是完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所必須的”,丁法章強調。

  同時,法律的價值取向也很重要,“如果我們現在定一個《新聞法》,最後立足點是對新聞報道、新聞采訪方面的限制,這還不如沒有這樣的法律。應該是側重于新聞自由的保護”。這部法律的立足點應該是保護新聞自由。

  丁法章說,我們的輿論環境,我們的媒體生态,問題甚多,差距很大,亟待完善。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也是一個深層次的問題。現在我們唱高調的多,實踐的少,行動的少。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制訂《新聞法》,應該擺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為什麼司法機關不想獨立?

  刑法本為打擊犯罪而設,為何反而成為對抗輿論的工具呢?華東政法大學刑訴法副教授楊可中分析了若幹用公權對付輿論監督的例子,分析了司法機關動用刑法,幹預新聞自由的深層次原因。

  輿論監督往往涉及公司的負面新聞,客觀上對公司商業信譽必然帶來損害。但關鍵的問題,是輿論監督的事項能否及時、客觀、全面地查清楚,如果認真查處、嚴肅處理,那麼損害商業信譽就是公司違法亂紀行為造成,是咎由自取;而如果不去認真調查核實,或者刻意掩蓋或包庇違法亂紀行為而去颠倒黑白、指鹿為馬,那就會将損害商譽的責任推給輿論監督者,當然就很容易給監督者扣上“損害商譽”的帽子。

  當一些公司企業受到政府偏愛,地方保護主義盛行時,地方政府和官員就必然指使司法機關以對方涉嫌損害商譽犯罪追責。

  楊可中建議,在法律規定的适用上,應對記者和媒體采取特殊保護,在實際中考慮到新聞法出台存在較多困難,全國人大可以考慮出台修正案,或者最高法院出台相關的司法解釋,用于過渡,以保護媒體從業人員的權益以及對不法行為進行懲處。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中國網絡傳播學會會長杜駿飛也強調,“公安機關不能成為利益集團的保镖”。即使是在合法框架下,也不能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否則,公安機關就變成“看家護院”的角色了。

  沒有“盾牌法”,新聞來源如何保護?

  複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導童兵分析到,最近幾個打壓記者的案子,還集中表現出一個問題,就是記者保護消息來源也無法可依。

  這幾件事情的根本原因,是要記者“交代”,要記者“坦白”新聞是從哪兒來的,事實是怎麼來的。但我們國家基本沒有哪一個法律,能夠說明我們是保護記者的新聞來源的。從法律來說,保護新聞人是屬于利民權益。司法、法律上對保護記者的新聞來源權利,叫“保護記者的取材秘密,消息來源秘密,保守記者的職業秘密”。很遺憾的是,我們沒有。

  記者對秘密的消息來源存在着很大的依賴性。一個好的記者,他身邊總有一些線人,總有一些爆料的朋友。而這些記者要都沒有,他很難拿到秘密角落的那些事實。而對此,我們的法律不是沒有關照到,就是回避。

  童兵說,保護消息渠道,是記者的基本道德責任。而我們的道德規範中,對這點也疏忽了。我們現在看到的記者被追查、被通緝等等,還是少數。我想多數記者可能都投降了,都“坦白”了,可能把我們的線人、消息來源都賣了。他沒有辦法,他不敢不賣,否則他沒法生存。而這在西方來說,認為是很缺德的。國外這種法律叫“盾牌法”。比如美國聯邦政府層面,沒有盾牌法,但他50幾個州裡有30個州有明确的法律規定,記者可以拒絕司法部門提出的要求記者交代新聞來源。

  從這些年的美國的司法實踐來說,要求記者交代秘密消息來源,有50%的記者拒絕交代,就是依靠這些法律。國外有明确的這種法律的不是很多,比如日本,不是很明确。德國、芬蘭、韓國、波蘭等等是有的。但基本的法律精神,我們是可以體會得到的。

  我國1998年就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國際人權公約》,19條裡講“人人有權可以通過各種渠道獲得消息來源”。雖然我們國家目前為止全國人大還沒有正式批準這個人權公約,但政府已經簽署了。但我們理論和實踐距離還是很遠。

  新聞工作要在一個民主國家裡順利的進行,一方面要提倡信息公開,要立法保護信息公開,要立法反對和打擊信息不公開。所以很多國家都有陽光法案,等等。要保證信息的自由流通。另外一方面,就是要立法保護記者的合法權益。根據我們的《憲法》、《民法》、《刑事訴訟法》等等相關法律,使記者的權利得以保障。

  童兵說,作為研究新聞的教師,他強烈呼籲黨和國家的有關部門,尤其是黨中央要正視近年以來發生的多起剝奪、打壓新聞記者合法權益的非法事件。同時,也呼籲全國人大,尤其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抓緊推動新聞立法。我們現在不是沒有新聞法草稿,全國有三個草案,應該利用這樣的機會來推動政府把立法工作做好。

  童兵還強烈呼籲,全國記協、新聞記者維權委員會要真正做好記者的“娘家人”,就每個案子抓住不放、尋根到底,還記者一個公道。否則的話,記者是坐在火山上,他很難完成研讀公權的曆史使命。

  複旦大學新聞傳播法副教授、新聞學博士陳建雲說,從倫理說,記者和媒體為線人保密,這是國際慣例。世界上很多國家,記者道德規範裡有明文規定,比如美國1934年新聞行業出台了職業規範,明确的規定新聞記者為線人保密,是行業的職業道德。現在韓國、英國、俄羅斯、德國,成文規範裡都明确規定新聞記者不能在面對檢察機關、法院時告訴對方新聞線人的真實身份。但我們國家,去年12月份,我們規範第三次修訂,媒體對新聞線人這一塊沒有明确的規定。這一點應該加進去。讓記者在為新聞來源保密方面有底氣。

  陳建雲舉例說,紐約時報曾經在這方面做了非常好的榜樣。

  上世紀70年代,新澤西州醫院發生了離奇死亡事件,連續13個病人離奇死亡,後來記者報道醫院的問題,警方介入調查,把醫生抓起來了,他們懷疑醫生在案件中做了手腳。因為這篇報道涉及案件,警方讓記者出庭作證,但這個記者卻堅持說,我當時有保密承諾。最後他被判每天罰款1000美元,時報每天罰款4000美元。即使如此,時報仍然堅持。最後,時報支付的訴訟費、罰款超過了100萬美元。還有一個被大家稱道的就是水門事件。郵報兩個記者為線人保密了30多年。這個非常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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